高尔泰：弱者的胜利
近读《半生为人》，感慨万端。
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，讲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那些“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”的、“早已溃不成军的反叛者们”失败的初航。
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（从来没有过一支严密的队伍），不是再度出发的战鼓（所谓战鼓只属于那文字还能召唤人们的时代），只是在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，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。
只是一个瘦小、纤弱、坐过牢的女人，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，带着一个孩子，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。
没有凄厉的绝叫，没有剧烈的抗议，没有深长的悲叹。万千心事，凝成了这么一本，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。如同天问，如同长歌当哭。
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，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？有的，那就是叛逆——意义的追寻。荒诞残酷中的意义，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。
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，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，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由于共同的追寻，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、相知、相加持、相濡以沫。这种人际关系，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。
这所谓憧憬，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。直接的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；间接的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。这个，实际上也就是，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。
这样的书写，只能是个体书写。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，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。因此个体书写，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，各有特点。
徐晓此书，就不同于，例如“孤岛张爱玲”那种。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虱子（“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，爬满了虱子”）。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——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。不仅面对，她还要抗争。
驯服利维坦
以致她的个体书写，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。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，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。
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，作为符号，更像是诗，而不是戏剧。这是本书的特点。
我读《半生为人》，像是读一首长诗。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。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（幸福或意义）的憧憬，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。
对于已经逝去的“意义”的思念，首先是一种对于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唯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。真要回到从前，那份残酷惨烈，没人愿再次忍受。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，那种不幸中的幸福（或者说意义）也罢。
说来矛盾，正因为如此，我读此书，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，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，一种慰藉，甚至鼓舞。
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，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，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、如此有意义的人生。难免要想一想，他们能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？
在那个，智力在暴力面前、群体在唯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，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、数据化、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。在无数没有面孔的“人们”之中，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。
由于绝对真诚，全部自我都与那革命的神圣同一。后来发现了神圣的虚假，同样由于绝对真诚，又不自觉地与之疏离。疏离的过程，是苦难的历程。
一九七五年，不到二十岁的她，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，下楼接电话时，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，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。狱中无信息，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“四五”事件，甚至“四五”事件的一些被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，她都不知道。
那时的她，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，跟着感觉走，走出了给定的信仰，回不了正统的好奇女孩。
作为政治犯被捕，在当时十分平常。在四壁大墙里孤绝，任性地乱想。
两年多后出狱，又任性地乱走，结果走进了当年的《今天》编辑部。不管自不自觉，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。不管有意无意，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。这，就很不平常了。
感觉，有时候，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。
她出狱时，正碰上历史的转折。满街大小字报，民刊如雨后春笋。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，使“个人”们（工人、市民、大学生、待业知青、复员军人……）走到一起，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。
自动的、志愿的、业余的、义务的。无机可投，无利可图，只有奉献，只有风险。但是都很乐意，带着冒险的兴奋。
徐晓和她的丈夫周郿英，是在《今天》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。结婚不久，周重病住院，多年辗转病榻，终于痛苦死去。
她是无神论者，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，想尽办法，什么手段（包括贿赂医生）都用上了：争取到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医生，最好最昂贵的药品……
无法上班，还要照顾好儿子。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，身心俱疲，以致“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”。
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，她为此深深自责。“我一直以为，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，我愿意承受那结果。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，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。”
事实上，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。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，谁都愿早些结束。首先是为对方，其次是为自己。
无神论者烧香磕头，慌不择路惊心动魄。她这样做的理由，即使不是唯一的，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。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。
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，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，并不是毫无根据。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，个人的孤独无助、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。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，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，不管多么平淡，都是奇文。
奇文自然天成，文字全无藻饰。
汗腥气、泪腥气、血腥气、监狱里阴冷的湿气，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，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，小街上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、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……
汇成一股真气，我想这就是所谓，“粗服乱头，不掩国色”吧？
▍踌躇写作
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，虽很模糊，但是渗透全书。这是我的主观感觉，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。
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？
有的。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看到过，在章太炎的“五无”言说里看到过，在鲁迅的许多作品、特别是《野草》诸什中看到过……并不陌生。凡理想，都有个现实的前提。奴隶理想自由；屈辱者理想尊严……都是历史中的自然。
无前提的“主义”，不过是一个空筐。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望的、可能的和不可能（如乌托邦）的东西。什么也不装，让它空着（如佛陀老庄），也可以，不一定就不好。
变可能（或不可能）为现实，这就是意义的追寻。追寻就是意义，过程是意义的现实。过程的终结如果不能成为新的追寻的起点，那就会归于虚无。
所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个貌似相反的东西，实际上走得最近。个体逃避虚无，往往逃入群体（宗教、国族、组织等等）。群体无路可逃，往往陷入混沌（犬儒生态、丛林法则等等）。
在这里，理想主义的徐晓，也还是“出山时节千徘徊”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就是：“常常在写作中踌躇。”
踌躇的结果，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，留下了好的东西。“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，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。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。
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，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。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，传达给所有的朋友。因为我深深地懂得，这对人多么重要。”
踌躇，是为他人着想。
为后来的人们——因为爱。
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——因为悲悯。
因为对别人重要，所以对自己重要。
别人比自己重要，这就是群体意识。
徐晓的爱和悲悯，植根于天性，本来属于个体。但同时，这样的天性，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。
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，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。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，把没有爬满虱子的袍，留存给后来的人们。
这样的爱，当然伟大。这样的意志，当然超强。但这伟大和超强，却是以超弱——死亡来标志的。
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，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。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，我也这么想过。但是我不知道，这矛盾该怎么解决？
不能解决。任何解决方案，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——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。
如所周知，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，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而驰。一个非政治的（至多只是一个“不够资格的政治犯”）独立个体，一个但知有道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，只在精神领域、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，是找不到出路的。面对历史中的自然——这个现代丛林，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：
谁爱得最多，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。
道之不存，殉道者的价值何在。
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……对我们这代人来说，那或许是一抹残阳，或许是一缕阴影，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，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存在。在他们身上，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。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。
既然如此，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，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动？血腥暴力荒诞滑稽等等，是我们的（不是抽象的）理想主义的前提，把它留给后人作为历史判断的参照系，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温暖打造平安，比之于删除，岂不更好？还有，删除了故事，还有“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”吗？
虚无主义这个怪物，原本与徐晓无缘。我想象，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，在个体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，一定有些错愕，有些失措。
为逃避这个怪物，她稍稍进入了童话——我觉得。
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，不知是怎样的荒诞？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，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。但是那杯苦酒，一个人咽得下去吗？
咽不下去，所以删除。从这删除，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——爱和悲悯；也看到了一种人性的软弱——无力感和恐惧。
这样的所谓的美化，带有逃避现实的性质。逃避，是弱者的天赋本能。正如狼有尖牙鹰有利爪，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飞快的腿。
托尔斯泰说他读安徒生，读了几遍才发现安徒生的孤独和软弱。安徒生以为大人都没有同情心，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说话。小孩子更没有，但他假定有，这是弱者的任性。
我读到那些话时，也是个小孩子，坐着想了想，没想出个什么来。今读徐晓书，想起那段话，忽然懂了。对于一个陷于“无可奈何的孤绝”的弱女子来说，还有比童话更好的避难所吗？
遗憾的是，她终于没能逃脱。出狱20年后，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，企图重温当年的旧梦。
舞台换了布景，角色各已转型。“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，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，”她写道，“不知道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，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？”已经不再存在，还要怀疑一阵，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，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幸存者的不幸”。
安徒生纯粹的个体写作，让他逃跑得像飞。徐晓带着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，只能一如当初，“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”，逃不脱铁铸的现实。
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这也是她的幸运。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，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时代，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。
那种地下的和半地下的人际关系是有条件的：没有了奥威尔式那种无处不在的眼睛和耳朵，就不会有从那样的关系得到的快乐。她受到老大哥的关注是她为她的快乐所付的代价。
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，所谓“国家不幸诗人幸，话到沧桑句便工”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，忧伤而美丽的、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。
这里所说的意义，是个体存在的意义。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极权主义、拜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，更有其特殊的价值。
这里所说的价值，是个体精神的价值。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予者，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“半生为人”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，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难。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，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，永远的《半生为人》。
“永远”二字，我不是随便说的。特别是，在前面提了那么多问题之后。在文学中，一种信念，一种情绪，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，只要是真诚的、美的，就是绝对的、永远的。
不要问正不正确，那是科学的问题。科学在证伪中进步，“正确”也不会永远。牛顿、托勒密早已过时，但是古神话和安徒生们还生气勃勃，并且不存在被现在和将来的天才超越的危险。
鲁迅无碍于韩愈，海子无碍于李白。文学的领域是孤峰的森林，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，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。哪怕只是一首诗，一则寓言，一篇散文，作者佚名。只要真好，且与众不同，都可不朽，成为永远的孤峰。
这篇文章是高尔泰先生对徐晓《半生为人》这本书所做的序言，有删减。
徐晓以这本书表达她对青春漫长的告别。那不仅仅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青春，某种意义上，也是一个国家的青春——幼稚、笨拙，但也天真、充满热望。宴席已经散尽，残羹冷炙旁，作为最后一个离席的人，她独自守护着那个时代最后的、熄灭着的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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